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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学术途径与治史作风述略

2021-07-09  admin  阅读: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章开沅先生学术道路与治史作风述略

  【学人追忆】

  5月28日上午8时15分,先师章开沅先生在武汉寿终正寝,享年95岁。从此,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咱们则失去了爱戴的导师和学术生涯的带路人。一代巨匠陨落,无疑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教导界的重大丧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尽管也曾一度出任校长,从事行政治理工作,但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以学术为志业,始终是先生终生的追求,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目的。本文即主要缭绕先师的学术道路及其治史风格,略作概述与追忆,以表白无穷的哀思与敬意。

  章开沅先生在其九十生日之际曾回想说:“我从事历史教养与研讨整整65年,但并非出于本人的抉择,毕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尔。”

  先生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安徽芜湖。童年时代,在动荡的时局中,曾随父母迁居多地。少年时期,先生热爱文学,勤于写作,一度想成为文学家。抗战时期,逃难四川,就读于江津国破九中,后来学过会计,当过船工,做过缮写员,还解甲归田,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历经生活磨难,深知民生艰苦。1946年9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但用先生的话讲,“专业思想并不坚固”,意愿是当一名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1948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部署下,他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先是在范文澜任校长的中原大学深造,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任教,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如先生所说,“革命改变了全部中国,也转变了我的人生途径”,“我是在担负历史老师当前,才逐步增加了对史学的研究兴致”。

  初入史坛的章开沅先生,主要讲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兴趣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结缘,始于一次偶尔的机遇。1954年秋,民主德国的贝喜发博士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历史进行考察研究,年轻的章开沅参与了招待工作。他回忆说,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成为他投身研究辛亥革命的最初动因,“一位本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先生却从来不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趣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为情。”机会老是留给有所筹备的人。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探讨会,范围空前,老革命家吴玉章以及范文澜等史大名家悉数到会。先生不仅参与了会议前期准备工作,而且提交了两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武昌起义与湖北革运气动》,受到与会前辈学者的充足确定,由此更加动摇了他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信心。

  武昌会后,章开沅先生将研究视野从辛亥革命扩大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研究,并以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作为研究的冲破口。1962至1964年间,先生不仅亲赴南通实地调研,而且收集了大批张謇的未刊函电、手稿,以此为基础,写出40余万字的张謇传记的初稿,后应出版社要求紧缩至20余万字。只管因为种种起因,这本书当时并没能出版,但却由此奠定了先生从事张謇研究的扎实基本。

  假如说,早期的研究还只是雏鹰初啼、牛刀小试,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写作和出版,则标志着章开沅先生学术生涯的成熟。1976年春夏之交,“文革”尚未最终停止,先生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应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之邀,断然与林增平先生携手组织两湖和川、黔、豫局部学者独特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编写组通力配合,废寝忘食地投入编写,经由近四年的努力,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体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这部书至今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具代表性的标记性成果。

  随之而来的改造开放东风,使章开沅先生等优良学者备受压制而又积蓄甚久的踊跃性如地下泉水般喷涌而出,先生认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茂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先生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脚印??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富有看法的论文。由此奠定了先生辛亥革命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的威望位置。从1979年秋天开端,章开沅先生应邀到美国11所著名大学拜访,随后又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有名学府讲学。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三所大学研究和任教三年以上,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树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接洽。同时,将其学术研究重点扩展到早期现代化史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先生暮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活,曾谦逊地说,自己毕生重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虽是自谦之词,但阐明他十分重视这两大范畴研究对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主要意思。他从来主意,“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定超出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当然,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这两个方面。诚如有的学者所演绎,他的史学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大体波及辛亥革命史、民族资产阶层研究(包含张謇研究、商会史研究)、近代思维文明史、中国早期古代化史、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戮史等六个方面。此外,章开沅先生在史学实践与方式上也有很多深刻的思考跟精辟看法,在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等方面作出了凸起奉献,其学术成绩和影响普遍而深远,不愧为当代中国史学“但开风尚不为师”的一代名家和存在世界影响力的出色学者之一。

  在长期治学进程中,章开沅先生勤于思考,勇于摸索,逐渐造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治史风格。

  “求实存真”,故弄玄虚。不管是在海内仍是国外,章开沅先生从不讳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领导,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精髓就是捕风捉影。他曾说:“史学的宝贵品德首先就是老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分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求真,求实,说真话,说瞎话,办实事,是先生一辈子的追求,也是他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他的书斋就命名为“实斋”;他最推重的名言,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强调,既然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辞的本分,因而,“史学应该坚持自己独立的迷信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治史之人,必须以“超越世俗的纯挚与忠诚”,去追求更高档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斯真挚,能力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体现了一位当代史学家的铮铮风骨。

  筚路蓝缕,开拓立异。章开沅先生具有灵敏的学术目光与深入的学术洞察力,思想活泼,敢于开拓进取。也许是少年时期曾饱经忧患使然,他生成有一种冒险问难、探究新知的革命性格,“从不知足于驾轻就熟,时常爱好在荆莽曲折的山野作新的追求”。先生这种性情与抱负,表示在治学上,便是一种开朗与开放的学术风格,从不囿于某一固有领域,也从不满意于业已取得的造诣,而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榛辟莽、先驱先路,不断扩展学术空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引领新的学术潮流。从辛亥革命史、张謇研究到商会史、现代化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研究,每涉足一个新领域,他都会率领弟子们开拓出一片辽阔的学术天地,获得丰富的学术成果。影响所及,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贵在通识”,淹贯赅博。先生治学,既基于实证,器重史料,又不满意于??琐碎之学,而是力主实证与理论的联合,学术与思惟的贯通,以为史学研究“贵在通识”,“通识首先需要理论素养,须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需要准确的方法论”。他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景象巨大,既讲高低延长的“纵通”,也讲空间逾越的“横通”,还讲中外古今的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握,而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就“纵通”而言,先生力主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掌握和研究详细的历史事件,如率先提出研究辛亥革命要有“清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大史学观,给人以极大启示。在“横通”方面,先生倡导要多做区域性、寰球性的比拟研究,从空间上拓展历史视线,而且主张历史学科要与其余学科横向沟通、彼此浸透,尽力鉴戒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办法。

  “关心社会”,融通古今。章开沅先生素来就不是一个坐守书斋的学究,而是一位充斥活气和拥有强烈现实感的历史学家。“参加史学”是他晚年常常讲的话题,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历史学家要具备一种关怀社会、参与现实的强烈意识,要具有高度的社会义务感,不仅书写历史,还应融入历史,发明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历史学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史学结果来参与现实,“应当成为把现实与从前及将来衔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盛与影响现实生涯,并且与国民一起寻求光亮的未来”。这就请求历史研究者必需依据社会发展和事实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将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际中,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钻进故纸堆中出不来,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参与的史学只有在史学的介入中才干真正得到实现。

  章开沅先生能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名师、大师,构成自己奇特的治史风格,除上面提到的历经生活磨难、具有博大襟怀和开辟翻新精力等因素外,与其终身致力于学,不断汲取新知、不断自我完美,亦不无关联。“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自从金陵大学辍学后,先生即转以社会为师,在历史教学与研究实践中,耐劳自学,一直晋升自己的理论与学术程度,同时虚心向先辈和同辈师友请益,淘金掘铜,熔为一炉。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生也并不排挤西方史学理论,而是主张在“不要迷失自我、忘掉本身”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中吸取养分,丰硕自己的历史思维。先生治学,又素以刻苦著称,通常是凌晨五点即起床,应用清晨宁静时间读书写作,并养成习惯,保持毕生。2015年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弟子们为他所编纂的个人文集,长达11卷,共计460多万字,这乃是他一生刻苦治学生涯的结晶。

  尽管终极没能看到自己亲笔所写、长达近50万言的自传出版,留下些许遗憾,但最使先生觉得快慰的是,通过多年努力,他在国内外造就了一大量学有所成的弟子,有的已成为所在领域新一代领军人物,从而使其学术事业可能得以传承。或者,这是终生恬淡的他所留下的一笔最可贵的遗产吧!回想自己的人生,开沅师曾动情地写道:“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青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消耗了不少精神与时光,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由于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为培养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换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尽头的远航。”那位曾饱经沧桑、指挥若定的老船长最终离我们而去了,但史学的远航并未终止,他的学术事业仍在连续,他的精神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作者:马敏,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资深教学) 【编辑:田博群】